是怎样一本奇书,600多年前就到了澳洲旅游

作者: 美术  发布:2019-10-24

106.元代泉州港

106.元代泉州港

元代是泉州港的繁荣极盛时期,当时被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元王朝实行对外开放贸易政策,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大海商蒲寿庚于宋末元初掌管泉州市舶司,招徕大量外商来泉州贸易。元朝规定民间商人可发舶海外,并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官商合办,有力地地促进了泉州港的繁荣。元代瓷器生产发达,元初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此城之中瓷市甚多”。元末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乘船到海外贸易,在所著《岛夷志略》记述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比宋代《诸蕃志》所载多了40多个。其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深受外国的欢迎。元末来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称泉州为“刺桐港”,“甚至可以称作世界最大的海港”。元代泉州造船业也有新的发展。中国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1000人。元代泉州外销商品中还有茶叶、铜铁器、盐、糖等,《岛夷志略》中记铜铁器远达80多个国家或地区,泉州港的繁盛由此可知。

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

元武宗至大四年,汪大渊出生于南昌市青云谱施尧村汪家垄。

丝绸之路;元代;贸易;泉州;土产

年幼的汪大渊与其他孩子有着明显不同,不仅爱读书,而且对外面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向往,立志要游遍天下名山大川。他特别对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格外痴迷,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漂洋过海、踏浪远行。

王中王特马免费大公开,《岛夷志略》写了些什么?张翥的序做了归纳:“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之所以写山川河流、地形地貌、气候、植被、田土等自然地理,是为了认识这片土地,不至于迷失道路。之所以写居室、饮食、服饰、风俗、性情等人文地理,是为了认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便和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载盐、酒、食物这些日用品,是为了便于商船进行物资补给,免得忍饥挨饿。至于对各地土产和“贸易之货”的详细记载,其目的最简单: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最关注的就是你需要什么,我能给你什么。

元朝时,海外贸易以广州和泉州为主要物流港口,尤其是泉州,因为靠近江南这个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发展更加迅速,大多数来华的商船都要停靠泉州港。

记述域外风物内容庞杂

1291年,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从泉州起航,返回意大利。1346年,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从泉州上岸,进入中国。元文宗至顺元年,也就是公元1330年,20岁的汪大渊搭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发,开始了一场世界之旅。汪大渊所搭乘的海船,隶属于一个颇具规模的海商船队。船上装满了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各种商品和货物。瓷器来自不同产地,种类繁多,除了景德镇产的青花瓷、青白瓷和青瓷,还有吉安乌瓷和处州瓷,此外,还有大量吉州窑和赣州窑的廉价瓷器。

《岛夷志略》记载的各地土产、奇珍异宝名目繁多,不过汪大渊并没有进行分类。好在早于《岛夷志略》成书的《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对外贸商品有着很好的分类。这一分类包括宝物(如象牙、犀角、鹤顶、珊瑚、龟筒、玳瑁等)、布匹(如白番布、花番布等)、香货(如沉香、速香、降香、檀香等)、药物(如胡椒、丁香、硫黄等)、诸木(如苏木、乌木、红紫等)、皮货、牛蹄角、杂物(如黄蜡、花白纸、藤席、藤棒)等八大类。这八大类物产散见于《岛夷志略》的各篇,出现频率较高的土产有玳瑁、降真香、沉香、速香、胡椒、黄蜡、象牙、翠羽、木棉、青布、占城布、苏木、槟榔等十几种。

中国南海被汪大渊称为,他在《岛夷志略》的这段记载中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海洋法权的“大陆架”概念,只不过他用的是“地脉”这个传统词语——“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该海域风浪较多,暗礁丛生,行船比较危险。中国商船一般都避开南海直航,采用沿岸航线,或者走东线,经台湾岛、菲律宾到印尼、马来西亚、帝汶,或者走西线,经海南岛、越南、柬埔寨、泰国到达新加坡。

《岛夷志略》记载的“贸易之货”也是名目繁多。如果说各地土产是元代舶商收购的对象,那“贸易之货”则是售卖的对象。当然,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舶商售出的货物并非都是中国出产的。海上航线是漫长的,每艘船的仓容也是有限的。在贸易过程中,船舱中的岛夷土产和中国商品处在流动过程中。该书的“麻逸”一节记载的“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就是舶商与蛮贾进行的中国商品和外国土产实物交易。像各种处州龙泉窑瓷器、铁器、炊具、纺织品、乐器,都在“贸易之货”行列。如果说上述物品是商船从中国带出来的“国货”,那么象牙、胡椒、麻逸布、樟脑等“贸易之货”显然是从某些岛夷中交易而来,然后漂洋过海卖给另一些岛夷。

从泉州港搭乘商船出海那一刻,汪大渊觉得整个大海都属于了他,同时他也把命运托付给了一条船。他要去看看不一样的远方,这一走就是5年。

列出上述商品名称,不禁对汪大渊的身份产生了一些怀疑。他不仅是个小人物,而且是一个不太安分的小人物。他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难道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违禁品贸易?

传统时代的外贸商船,没有发动机,人力也无法驾驭硕大的船体,凭借的唯一动力就是季风和洋流。季风有周期性,洋流也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凭借着长期在海上航行积累的经验,从泉州南下,顺风顺水两昼夜就可达到澎湖列岛,下一站就是琉球。

据元代法律《至正条格》卷第十二《断例·厩库·市舶》规定:“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段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诸番。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决壹佰柒下,船物俱行没官……” 当然,元朝的法令也未必能走出大都城,舶商们游走于岛夷世界,为的是养家糊口、发家致富。汪大渊自称写这本书是为了“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但他在《岛夷志略》中毫不隐讳地指导舶商如何进行“违禁品”贸易,或许这些早就是上下默认的事实了。

在《岛夷志略》中,汪大渊对台湾岛和澎湖有详细的记载,这恰好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空白点。这也是17世纪之前中国对台湾岛最详细的历史记载。根据汪大渊记载,澎湖隶属泉州晋江县管辖,台湾岛以原住民为主,当时尚未纳入元朝行政管理,为“海外诸国”的起点。

且不管动机如何,货已备齐,接下来就是如何开张啦!做生意不能只有货没有钱。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式不一,正如《岛夷志略》书中所说“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除了铜钱,元朝还使用中统钞。这样,就出现了不同货币之间的折算问题。像交趾(时称安南大越国,在今越南北部)国流通铜钱,交易时“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钞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再如乌爹国,该国“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贝八’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贝八”子是一种贝壳币,在罗斛国、暹国(在今泰国宋家洛一带)、北溜等地也流通。当然,贝壳币毕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货币,像龙涎屿(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亚齐附近)则使用金属货币,“货用金银之属博之”。再如明家罗(在今斯里兰卡卡卢塔拉附近),“舶人兴贩,往往金银与之贸易”。

从台湾岛南下,便是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菲律宾与中国古代交通频繁。现代以来,菲律宾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多达 4 万件,这些出土瓷器中,尤以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产品,有青白、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汪大渊记载了在马尼拉的贸易情况,其中主要便是瓷器贸易。

身入岛夷世界,人生地不熟,光有钱有货还不行,做生意离不开当地商人。例如,当商船抵达麻逸之后,就有“蛮贾议价,领去博易土货,然后准价舶商”。

汪大渊发现,在吕宋内地及加里曼丹等处,当地人把所藏的中国古坛古瓮视为传家之宝。苏禄群岛出产有降真、黄腊、玳瑁、珍珠,其中最珍贵是苏禄珠,“色青白而圆,其价甚昂,中国人首饰用之,其色不退,号为绝品”。在吕宋群岛的加麻廷、巴姥酉和吉巴弄等地,“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记,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导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究其原因,原来是“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汪大渊两次远航历时七年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咽喉部位,自古就是华人海外聚居地,这一点被记录在《岛夷志略》中。这或许也是关于新加坡最早的历史记载。《岛夷志略》中还专门记载了已经消失的“龙牙门”,1880年前后,英国海军嫌龙牙门影响军舰航行,将龙牙门炸毁。如今新加坡旅游局根据历史记载又复制了一个“龙牙门”。

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元顺帝至元三年,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至元五年返回泉州。

元文宗至顺元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州。

在宋朝,商航分开经营。古代的航海贸易中,船家也是货主,到一个港口之后边卖边买,到下一港继续这样的营运方式,如此一来拉长了在港口时间。一个贸易周期要1至2年的时间。在宋朝,海外港口出现了驻港中国商人,他们在大食的首都巴格达开辟了中国商品市场,在阿曼湾的没翼设立了储运货栈,在朝鲜、交趾都有中国商人驻港贸易。在泉州、广州等港也聚集着不少番商,这些人从航海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经营进出口买卖的商人。

在汪大渊时代,西太平洋被称为东洋,而印度洋海域被称为西洋,一般以印度为界。汪大渊两次远航,走的仍是这两条传统航线,即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这两条航线大都依陆地和岛屿而行。指南针出现之后,人们可以放弃沿岸航线,出马六甲后横穿孟加拉湾,直航斯里兰卡,也可以从印度横穿阿拉伯海,直达非洲。

宋朝也出现所谓的“番船主”也就是专门从事经营船舶远洋运输的经营人。他们替贸易商运载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收取运费作为报酬(少部分船主也会做些买卖赚取外快)。而元朝的汪大渊属于哪类人?我们不得而知。

商业航行首先要考虑技术和风险,这些远洋航行实际是近海短程航行的累加,东洋航线连接起东南亚,西洋航线连接更远的地中海。

不过,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而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中国古代一般称斯里兰卡为“锡兰”。因为佛教原因,斯里兰卡从汉晋时期便与中国保持密切的海上交通。宋元以来,这里也成为中国商船的必经之地。明代时甚至有锡兰王子来到中国,并葬于泉州。汪大渊多次经过斯里兰卡,在此修整流连。

不过,《岛夷志略》所载内容,有些估计并非汪大渊亲身经历,而属于传闻。因为有的记载,即使是在玄幻小说盛行的今天,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

1335年前后,汪大渊到达古里,也就是印度西南港口城市卡利卡特。古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或者说是东西方的交界点。

内容是宝贵的,那该采用什么体例加以组织呢?在形式上,我们在《岛夷志略》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的影子。

胡椒,这个令东西方世界为之着迷的奢侈品,完全属于古里的特产。这里也是胡椒最重要的集散地,胡椒和古里,在古代世界贸易史上有过传奇般的历史。按照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国进口的香料数量之多超过欧洲十倍。由此也可见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之频繁。

不过,“岛夷”并非一个好词,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这个不招待见的词自然被元代继承和发扬,以此区别于华夏、中土。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说天地元气“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言外之意,岛夷们得不到天地正气的垂青。岛夷这顶帽子在元代被扣在日本、高丽等头上。黄溍发出豪言壮语:“日本,蕞尔岛夷,不足烦天讨。”

汪大渊笔下的“下里”就是古里。“地产胡椒,冠于各番,不可胜计。椒木满山,蔓衍如藤萝,冬花而夏实。民采而蒸曝,以干为度。其味辣,采者者多不禁。其味之触人甚,至以川芎煎汤解之,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国流波之余也。”在《岛夷志略》中,还有一个叫“古里佛”的地方,距离下里很近,“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人间居有仓廪贮之。每播荷三百七十五斤,税收十分之二”。

岛夷的世界很大,汪大渊的岛夷并不包括日本和高丽,并不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那样突出地表现朝鲜半岛。为了描摹自己看到的岛夷世界,汪大渊借鉴了《禹贡》的笔法。此举并不奇怪,《禹贡》被视为“古今地理志之祖”,模仿它,不丢人。

在汪大渊之后,1405年,郑和到达古里,赐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古里国王曾在永乐年间三次派使者来中国朝贡。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在古里去世。1498年,达·伽马在古里登陆,后来也死于古里。

元代版的海上丝绸之路

很多现代学者将汪大渊称为“航海家”。与其说汪大渊是航海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实际上,他对航海技术并不了解,更没有什么经验。在这艘海船上,汪大渊既不是船员,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特殊的乘客,准确地说,他是一位历史地理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2014年6月22日,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两年前,泉州、广州等九市联合申报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我们必须清楚丝绸之路的海陆之别。丝绸之路的本意,是指陆路上连接东西方的商道,起初它的大宗运输物资是丝绸,由此得名。既然是商道,是用来做生意的,必须考虑到成本,考虑投入产出比。所以,这其实是个经济地理学问题。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笔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元代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大量一手资料。当时中国商船远航诸夷,船上装得最多的就是瓷器和丝绸。《岛夷志略》100个篇章中有40多篇记述了瓷器贸易,其中有20多篇记载了青花瓷贸易。

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首都也从偏西的长安、洛阳迁至更靠近沿海的城市。元代的泉州、广州、庆元、杭州、温州、澉浦等外贸港口,无一例外位于南方沿海。这样,海运就成了国际贸易的最佳交通方式。

与马可·波罗、哥伦布或者郑和相比,汪大渊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商人,无权无势,他以一己之力,为历史留下一笔不可磨灭的遗产。但翻遍各种官方史志,几乎都难以寻见关于汪大渊的片语记载。

所以,在《岛夷志略》里,我们发现一船货物里既有粗瓷碗、大瓦罐、铁锅、铜鼎等体积重量都很大且价值较小的货物(例如,1969年在广东省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中就出土了元代龙泉窑瓷碗),又有木材、铁块、象牙等重量较大且价值较大的货物,更有金银、鹤顶、珍珠等体积最小且价值最大的货物。至于各色布、绢、缎、帛,更不在话下。可以说,海上丝路运载的货物种类和数量远非路上丝路可比。

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很有可能就是按照汪大渊的路线,或者说是参考汪大渊的路线航行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序言中所说的这一段话,更从侧面证明了《岛夷志略》的可信度:“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感慨然叹气曰:普天之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添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着者不诬。”

汪大渊《岛夷志略》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解读元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标本。对《岛夷志略》的解读,无疑细化和丰富了我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我们从汪大渊的记载里看到了这样一个贸易实况以及浩浩荡荡地在海上航行、在“岛夷”世界穿梭开拓的中国古人形象。这个元代版的海上商路,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视野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解。

毫无疑问,没有汪大渊和他的《岛夷志略》,或许就不会有75年后的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汪大渊航行经过的地域比郑和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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